实验思想的先驱者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早在七百多年前就把实验的历史性功用看到了点子上：“实验是科学之母。”在三百年之后，实验时代姗姗来迟。力学、光学、化学、生理学、遗传学等许多学科的发展事实，惊人地“应验”了培根的预见，即把实验作为它们由经验走向科学的主要杠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物体在自由下落时重的比轻的落得更快些”，人们出于直观，对此结论深信不疑，而伽利略（Galileo）则用一个简单的实验就推翻了这个“理论”；多少年来，人们都认为食物腐败是自然发生的，中国古代也有“腐草化萤”的说法，巴士德（Louis Pasteur）的曲颈实验证明只有食物与细菌接触才导致食物腐败，使人们的观念产生了一个飞跃；近代遗传学奠基者奥地利人孟德尔（M. J. Memdel）进行了8年的豌豆杂交实验，提出遗传因子的概念，美国胚胎学家、遗传学家摩尔根（T. H. Morgan）采用果蝇实验证明了基因与染色体的关系，从而破解了生物遗传规律的千古之谜。这表明自然规律的发现不是靠智者的苦思冥想，而是靠实验，没有经过实验证实的命题只能算是假设。
然而实验方法并不是哪一门学科所特有的方法。自然科学可以成为实验科学，非自然科学同样离不开实验。当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当原有的理论无法说明实际存在的事实时，实验方法的引入就成为必须。管理科学有进行实验的需求，经济学科也需要进行实验。
1、管理实验
真正使管理成为一个独立的科学领域，用科学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去变革老式的经验管理，是从泰罗所开展的一系列实验研究开始的。
弗雷德利克·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没有受过专门的管理培训，他完全是依靠自己从事的二十多年实验研究走向管理科学，终而成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罗在1856年出生于美国，早年曾在德国、法国和英国入学。后来，泰罗又按照其双亲的愿望以优异成绩考入哈佛大学，攻读法律，但是由于其健康和视力欠佳，他在1874年不得不离开法律学院到费城的恩特普利斯水压工厂去当制模学徒。1878年，他又转到米德维尔钢铁厂学车工，不到六年时间，就先后升为管理员、机工班长、车间工长、总技师、总工程师。泰罗庆幸自己流星般的晋升，但他更“迷恋于科学调查、研究和实验……强烈地希望按照事实改进和改革事物”。正如管理史专家克劳德·小乔治所说，泰罗的“弱点是写作，强点是实验和实干”。顽强的实验探求精神正是泰罗走向成功之路的决定性因素。
从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实验气息。泰罗强调，他“不想仅仅通过宣告新型管理的存在来使读者信服它是有价值的”，而是坚持用一系列的实验去证明新型管理的“巨大力量和效果”。比如说，“对于一个胜任于某种重体力工作的工人来说，一天到底该干出多少活？”为了探索这个问题所隐含的确切规律，他先后主持进行了三个系列的实验：
“我们所作的第一步是雇用了一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查阅了所有英文、德文和法文涉及这方面问题的著作；又作了两类实验：一类是生理学家在研究人类作为动物的耐久力，另一类是工程师们想判断一个人力相当于一马力的几分之几。
“若干年后，在为此目的又具备了更多的钱的时候，第二个系列的实验开始了……，结果像第一次实验那样，虽取得了有价值的资料，但并未形成一条规律。
“又过了若干年，开始了第三个系列的实验，这次我们是不厌其烦地使工作搞得更彻底些；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影响到问题的每一个细小的因素，我们都加以仔细记录和研究，前后进行了约三个月”。
在这些实验中，泰罗并不想去探索一个人在一次短促突击或三两天中最多能干多少活，而是要研究在一个整劳动日里，一个头等工人活计的实际构成是什么，即一个工人能年复一年地正常地完成一个劳动日的最佳工作量，下班后仍然精神旺盛。说到底，也就是要摸索怎样来科学地制定一个人的正常劳动日的产量定额。泰罗他们把多年实验记录的数据和积累的事实，绘制成一种可以鸟瞰每个有关因素的曲线图，从而发现了支配一个头等工人干重活时发生疲劳反应的规律。凭借多种实验，泰罗精细地研究了一个工人或一部机器用规定的材料和方法，在受控条件下完成某一生产过程、制造某一部件需要和应该用多少时间，从而为制定出一种实际的、相当精确和可靠的产量定额提供了科学根据。这使得过去那种以预感、直觉、经验或约略的估计为依据的定额制定法相形见绌。
信奉实验研究和科学事实的精神，在泰罗身上看来是一贯而全面的。
在探索科学管理的原则和方法的过程中，需要研究的问题自然不少，泰罗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似乎有其不可动摇的一个方法论信条，即“只能通过仔细的实验才能得到解答”。
新的管理及其所推行的新的操作方法，到底灵不灵？泰罗主张“在同一工人身上先试试老办法，再试试新办法”，否则就难以作出评价。在这方面，泰罗的又一个方法论信条是：只有通过“精确的实验之后才会相信”。
在科学管理下，工人在日常操作时一般不允许他随便使用自己认为合适的工具和办法。但是，泰罗认为，工人提出的改进建议不管是办法也好，或者是工具也好，都应受到各种形式的鼓励。对于工人的建议怎样评判呢？泰罗的方法论信条还是充满实验色彩：“如有必要还应进行一系列的实验，以精确地判断新建议和老办法的相对优点。”
搞实验研究是需要花费时间和资金的，这样做是否值得?泰罗确信，由实验研究所获取的科学管理知识和方法，一旦成功地应用到实际工作中，使会取得“比为实验工作所付的支出要多得多”的收入。这样一算，显然是划得来的。与其在缺乏科学数据或单凭经验的情况下长期地低效率工作，还不如舍得花一些时闻和财物进行实验研究，去探索能节省更多时间和取得更大利润的高效率的科学方法。这是因为， “即使让高级技工日复一日地凭他的经验干多种多样的活计，也无法和这样的科学去竞争。”
站在实验的基地上，泰罗终于完成了从经验管理转向科学管理的历史性研究，把科学管理的完整成果贡献给了管理界。为便于人们了解，泰罗把构成科学管理的主要管理原则归纳为如下四条：(1)为一个工人的工作中的每一要素制定一种科学的方法，以取代老的单凭经验来做的方法；(2)科学地选择并训练、教育和培养工人，以取代过去那种“一个和尚一本经，一个师傅一个今”的传授技艺的做法；(3)衷心地同工人合作，保证各项工作部按照已制定的科学原则来做；(4)改变过去那种把包括管理事务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工作和大部份责任都由工人来承担的做法，管理当局应担当起由它来做比由工人来做更加合适的管理方面的工作。这四大管理原则的结合便构成了“科学管理”的概貌。
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泰罗进一步强调，科学管理的实质是在一切企业或机构中进行一场伟大的完全的思想革命。“没有工人与管理人员双方在思想上的产次完全的革命，科学管理就不会存在。”与这种伟大的思想革命相比；那些取得效率的措施、实验记录用的秒表、动作及时间研究的方式、工长分工职能制以及计件奖酬制度等等，都不能算是科学管理的实质， “它们是科学管理的有用附件”。这一切，可以说是对他一生二十六年实验研究的最高概括。
欧洲自然科学实验播下的种子引发了工业革命，尔后输入美国，美国管理科学实验播下的种子则促成了“科学管理革命”，尔后输向全世界。两者的异曲同工之妙，正是在于实验。
实验是管理科学继续进步的阶梯。
作为当代管理科学诞生地的美国，之所以能从科学管理学派的“经济人”时期，进入到人际关系学派的“社会人”阶段，其直接动因，正是著名的霍桑实验在早期阶段所碰到的疑难。
以霍桑后期实验结果为依据，梅奥等人解释了古典管理学派无法解释的许多问题，重新评价了泰罗科学管理的原理和方法，提出了所谓人际关系学说的新原理。
在管理方面，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全国训练实验空”，还出现了“实验室培训运动”，这在我们的一些同志看来，似乎有点难以置信。
全国训练实验室成立于1947年。它由美国教育协会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团体动力研究中心联合建立，设在缅因州的贝瑟尔，也是第一所研究人们相互关系的实验室。创建伊始，这个实验室根据勒温的理论和方法，主要对团体进行实验性训练的研究。第二年，勒温的后继者对芝加哥爱迪生电气公司的全体经理、管理人员和职工进行了实验性调查，最后得出结论说：“这一实验性调查研究说明，利用调查所得资料进行深入的集体讨论，能成为企业积极改革的有效手段。”于是，从50年代开始，全国训练实验室的工作面向社会，以如何将行为科学技术用于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为主要任务，并开辟了所谓“组织发展”的新的研究领域，即旨在通过长期的努力来改进和更新企业组织的过程，特别是实现更有效和协调的管理。而它当初的拿手方法有两个，一个是调查反馈方法，另一个就是实验室训练方法。
2、经济实验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说过，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同时是数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这是基于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恃点：对“特征性事实”的解释。所谓特征性事实就是已经被确认的在现象中反复出现的重要特征。经济学家不愿意研究没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不同干数学家，他们把没有现实意义但有意思的问题叫做“Empty Box”（空盒子）。由于经济研究必须对现象做各种层次的抽象，研究者必须经常反省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否与现实脱节。
现在，经济学家有了越来越多的数据和计算工具，他们研究的重点就越来越偏重于所谓“假设检验”，就是用新的数据验证各种理论的前提和假设，这种工作虽然繁琐，但它保证了经济学始终研究那些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一个理论假设，不论曾经有过多么有意义的过去，一旦被新的事实反复否证，就渐渐失去其魅力。一个新建立的特征性事实会吸引许多不同角度的研究和导出许多理论。理论是要阐发出那些有意义的假设后面的全部逻辑可能性（经济学家在这个意义上是数学家），并随时淘汰那些缺少现实相关性的逻辑可能性（社会的、历史的和政治的研究态度）。
在西方，经济学家们坚持不断地检验那些具有基本重要性的理论假设。例如“需求的向下倾斜规律”、“企业是否追求利润最大”、“货币幻觉”、“父母的利他主义”等等。用实验方法研究与经济相关的问题，如果从1738年伯努利（Bernoulli）所进行的“匹兹堡悖论”算起，已有二百余年历史。不过，真正进行实验经济学“受控实验”的还是近几十年的事。1948年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为研究垄断竞争在哈佛大学首次组织了实验的经济研究。对实验结果，张伯伦态度悲观并且放弃进一步实验的打算。当时佛农·史密斯（Vernon Smith）是哈佛经济系的研究生，参加了张伯伦的实验并有了兴趣。他后来改进了实验方法，写了一系列文章报告他的实验结果。他领导了所谓亚利桑那学派（Arizona School）即实验经济学派，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1993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第一部实验经济学研究生教科书（《Experimental Economics》，Davis and Holt），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成熟。
经济学需要实验。经济学是研究各种稀缺资源在可供选择的用途中进行配置的科学，这是经济学比较流行的一种定义。目前主流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核心由四个理论因素组成：（1）无差异曲线。它是由建立在各个假定的效用函数的基础上，表述了经济主体的偏好。（2）建立在各个假定的生产函数基础上的一组连续（或光滑的）等产量曲线。（3）所有不同厂商和行业的一组正斜率的供给曲线。（4）生产过程中所有的全部投入的一组边际产量曲线。“新古典综合”则在以上理论武器库中添加上希克斯--汉森LM—IS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以这些理论构件为基础，构建了洋洋大观的经济学大厦。虽然这些理论构件并未得到经济的验证，人们还是认为这些理论假定是“合理的”，也不去质疑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原理和命题。其实，现代经济学中有许多很重要的假定是未经实验验证的。例如，关于“经济人”的假定，认为从人类经济方面来看，不论时间与地点，也不论是哪一个主体，经济问题大部分都可以归结为经济主体的利益（效用）最大化问题，这个假定虽然给经济学家研究带来了许多方便，但它的缺点也是明显的。首先，它把所有的人都看作是利己的，但是研究表明，人不仅有利己性，也有利他性。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指出，在实际中存在着纯粹的利他行为，即不期待别人的回报而将他人利益作为行为本身目的的行为。其次，它把人看作是毫无情感的“经济动物”，也就是说只要行动A能比行动B多得利益，则必取行动A。但这一切并没有得到事实的支持，只有通过实验才能验证这些假说的真伪，因此在经济学中引入实验方法就成为必然趋势。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将授予了被称为“实验经济学之父”的弗农·史密斯和创立决策学中“前景理论”的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正好映证了三年前（1999年）著名经济学家宾莫尔（Ken Binmore）在《经济学为什么需要实验？》一文中的预言：“目前实验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已经如此地普遍，以至于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实验经济学先行者的时刻就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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